《北堂书目》与西文善本（1/2）

金尼阁，　西文善本的领航员

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，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(1610年)，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，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。五年后，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。1615年他以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之名出版了这本书，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。

1618年的春天，金尼阁率领二十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。海路遥遥，有七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，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。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、罗雅谷、汤若望、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，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。

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，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。为此，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，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，共有7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——如此规模，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。

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，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，由于此前发生过“南京教案”，这批西书只好分批运进大陆，并辗转被带到北京，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。耶稣会撤销后，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。

参观过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人，将有幸见到1543年德国首次出版的《天体运行论》，标价150万美金。而金尼阁带入中国的7000部西书中，恰好就有1566年的瑞士巴塞尔的第二版《天体运行论》。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巨著，在1616年曾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，但它却能辗转进入中国，实在是万幸。不幸的是《天体运行论》没有像《几何原本》那样被翻译成中文，和那批东来的西书一样寂寞地躺在异乡，成为没人读过的好书。

事实上，金尼阁来华之初曾拟定庞大的翻译计划，并联系了艾儒略、徐光启、杨廷筠、李之藻、王徽、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。但金尼阁在杭州早逝，最终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外，绝大部分西文书籍不仅没发出华夏之声，而且不知所终，死不见尸了。

只为后世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——“金氏遗书。”

“金氏遗书”。

隐形的文化遗产

300多年过去，即使找不回“金氏遗书”，人们也想知道，金尼阁带来的7000西书都是些什么书。我曾请教过一位正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小姐，请她查一查欧洲是否有这7000部古书的书目。她没能找到这方面的东西，西方没有这些西书的答案。唯一能透露出一点“金氏遗书”信息的，只有那个著名的编目——《北堂书目》。它以书目的形式显示：“金氏遗书”曾经“存在”，今且“活着”。

所谓北堂，其“堂”即教堂；北京当时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大教堂；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，坐落在旧北京图书馆的斜对面。所谓《北堂书目》，是北堂图书馆明清藏书的目录，是300多年西学东传的文献缩影，其中包括“金氏遗书”的部分遗存。

北堂藏书十分复杂，它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。新北堂藏书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，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，南堂藏书与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。由于老北堂藏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目，所以，“金氏遗书”的书，就这样混入新北堂的书中，想《北堂书目》中分辨出来，实在不易。

中国是一个书国，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，知识界也高看一眼。《北堂书目》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，于1939年启动的。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，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，辅仁大学则负责编辑。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，即法文部分书目；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。1949年《北堂书目》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虽然，《北堂书目》中难辨“金氏遗书”，但它却是目录意义上的“西文善本大全”。